0 引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首制机制铜元，确定成色“紫铜九十五分、白铅（笔者注:锌）四分、点锡一分”^[1]872，因其精美，民所乐用，清廷遂照此成色“拟令各省令铸造红铜元”^[1]874（注:文后涉及之“紫铜”“红铜”，皆借用文献用词）。然此令却并未得到普遍遵循，如奉天、浙江、四川等省就以紫铜七成、锌三成之比例大量制造黄铜元混杂流通^[1]919-922，其余如天津银圆局、户部造币总厂、湖北造币厂······等以户部之名生产的铜元^[2]，其成色往往在83%至96%间波动^[3]。至民国，各地军阀竞相鼓铸，致铜元泛滥、银钱失衡。民国八年（1919年）四川“防区制”形成，各地军阀“就地筹饷”，大量制造川铭嘉禾二百文铜元（俗称小二百文）以牟利。

1932年底红军入川，随后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下设工农银行，制发工农自己的布币、纸币、银圆、铜元，苏维埃货币的发行结束了军阀统治时期川陕边区混乱的币制。1933年七八月间至1934年底，苏维埃造币厂制造的苏维埃铜元含二种面值、三个种类，分别是大二百文、小二百文及五百文铜元。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材质，学界普遍认为是红铜，或说“采用红铜”“币材为红铜”^[4]，或说“铜币材质为单一红铜”^[5]，部分论著则于每枚铜元材质中特别注明为红铜^[6]。同时，也屡有钱币收藏家声称发现了苏维埃大二百文黄铜元，经目测其外观色泽确实与钱币界传统认知中的黄铜元近似。然不管是学界还是藏界，都未见有科学的检测数据。原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工人马登长、马登海等回忆，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制造原料大都来自缴获和收购来的散铜，如麻钱、铜壶、铜盆、耳环、簪子等，“啥子铜都要得”^[7]221。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成色到底怎样?究竟为何铜?由于战事拉锯，苏维埃造币厂曾数次搬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成色有无差异?有何变化趋势?1934年城坡里造币时期，苏维埃政府曾同时在两个地方制造苏维埃钱币，此两地生产之铜元其成色有无差异?铜是苏区重要的战争资源，造币厂要制造铜元，兵工厂要生产子弹、炮弹，在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将如何管理与分配有限的铜资源?针对上述问题，本工作拟结合相关史料及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类别结构，运用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川陕省造币厂与苏维埃铜元概况

1.1 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址变迁

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的记载^{[7]117，140，204，225}，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历史变迁情况如表1所示。

1.2 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类别

1.2.1 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

大二百文铜元个别版式纪年“一九三四年”，其余均以“一九三三年”纪年，因早期技术不够成熟且铸地多变，故版式极为复杂。根据其版式设计思想、铜元本身所反映出来的钢模搭配规律和用模痕迹，以铜元纹饰中最能直观反映类别特征共性与演变趋势的蝴蝶结、橄榄枝为重点，将其按照制造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异蝶类、垂翅类、扬翅无花类、扬翅有花点斑类、扬翅有花非点斑类共五个版类。

1.2.2 川陕省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

小二百文铜元以“1934”纪年，根据其正反版面边缘有无内齿可分为“无齿类”和“有齿类”（图1），此两类铜元的印花钢模并不交叉搭配，各自存在着独立的版式体系。大部分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上的纪年“4”均呈镜像反书状，仅少部分无齿类铜元的纪年“4”如今天一样的书写方式，据此特征可将无齿类铜元可再分成“无齿正4类”和“无齿反4类”两个次级版类，这两个次级版类的印花钢模存在共同搭配同一对应钢模的用模现象，根据钢模搭配方式和钢模使用痕迹推论，无齿正4类铜元制造在前，无齿反4类铜元制造在后。

1.2.3 川陕省苏维埃五百文铜元

五百文铜元以“一九三四年”纪年，据其背面呼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之“联”字的不同书写方式，将其分为“繁体联”和“简体联”两个版类（图2），两类铜元的印花钢模亦不存在交叉搭配的用模现象，也各自形成独立的版式体系。繁体联五百文铜元个体直径差异较大，直径小于33 mm者为“繁体联小样”，直径大于34 mm者为“繁体联大样”，繁体联小样、大样这两个次级版类铜元所使用的钢模直径相同，造成钱币直径不统一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批次铜坯直径的差异，繁体联小样五百文铜元绝大多数制造在前，大样铜元绝大多数制造在后。

苏维埃小二百文、五百文铜元制造于城坡里造币厂和罗坪兵工厂，二者存在着诸多共同特征。一是版式设计思想，二者均分别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式设计理念，这一人为设计差异并不符合钱币生产中追求统一性和标准化之常理，推测可能是刻意用作产地标识。二是钱币制造工艺，相较于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普遍凹凸不平的地章形态，小二百文、五百文铜元的地章形态均较光洁平顺，反映出苏维埃造币厂制模技术与平片工艺的进步^[8]。三是版类结构。苏维埃小二百文、五百文铜元都分别存在两个独立的版式体系，这极有可能说明不同版式体系的铜元分别产自不同的造币地点; 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繁体联五百文铜元在生产过程中都曾进行过产品调整，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从正书“4”调整为反书“4”，繁体联五百文铜元的直径从33 mm以下调整到34 mm以上。

2 川陕省苏维埃铜元样品来源与检测方法

2.1 样品来源

当前收集到川陕省苏维埃铜元实物及图片样本共计5841枚，其中实物部分源于川陕革命老区的广大农村，图片部分来源于互联网以及世界各地钱币爱好者的热心捐赠。样本收集过程中遵循求真与随机之原则，避免因品相优劣、版式贵贱等因素而带有人为的选择性与指向性。为求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抽取了部分目测表面洁净的铜元做为检测样本。由于每一枚苏维埃铜元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其地章纹理甚至表面涂层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故不能也无权将其表面打磨干净，而是保持了实物原貌直接上机检测。

三种苏维埃铜元的存世量存在明显差异，且每种铜元中各版类铜元的存世数量也不相同，由于实物样本数量有限，在兼顾环境污染对检测结果影响最小的前提下，仅能做到检测样本的种类、版类铜元数量比，尽可能地接近样本集中各种类、版类铜元的数量比，而不能达到完全一致。如表2。

2.2 检测方法

鉴于苏维埃铜元采用压制工艺，其表面不存在明显的偏析现象，因此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SEM-EDS）用于铜元中金属组分的检测分析研究。本次检测设备为卡尔蔡司扫描电子显微镜（SEM，EVO-MA15，Carl Zeiss Jena），配置X-射线荧光检测器（OXFORD，金属Be窗口），测试条件为:加速电压20 kV，电流50 pA。为保证测试的准确性，测试过程中，首先通过SEM图像在低倍数下选取洁净表面，然后进行EDS面扫测试观测区域的样本中的元素组成，EDS测试的视野面积不小于20 mm²。每枚铜元选取3点进行EDS测试，并对测试数据做平均值和误差分析。

3 结果与探讨

3.1 川陕省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检测结果及问题探讨

介于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原材料来源与晚清、民国四川铜元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必要对晚清、民国四川铜元的金属成分有所了解。本次检测的晚清、民国四川铜元包括:四川省造光绪元宝红铜元2枚、黄铜元1枚，四川军政府汉字红、黄铜元各5枚，四川嘉禾双旗二百文红、黄铜元各5枚。结果显示，晚清、民国四川黄、红铜元的组成差异主要表现在铜、锌两种元素含量的不同，以及锌-铅-锡组成的差异。其中，晚清、民国四川黄铜元为典型的铜锌合金，铜、锌平均含量分别为71.2%和26.7%; 而红铜元中的铜、锌的平均含量则分别为95.7%和1.0%（图3）。此外，部分晚清、民国四川黄、红铜元中含有少量的铅（不足2.0%）和锡（不足1.0%），其中黄铜元中的锌-锡-铅组成分布较为集中，而红铜元中的锌-铅组成分布范围较大，但锡的组成相对稳定（图3）。

此次检测的29枚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样本中，结果无一枚样本的金属成分与黄铜元相符，其中样本1号目视外观色泽最接近传统意义上的黄铜元（图4），但检测结果为铜88.25%、锌6.09%、锡1.88%、铅2.11%，其他成分1.67%，显然也不是黄铜元，故川陕省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中是否存在黄铜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川陕省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金属成分检测结果如表3。就整体而言，各版类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铜含量均较晚清、民国四川黄铜元更高，但比红铜元的铜含量偏低，而锌含量则呈现出比黄铜元低、较红铜元略高的相反特征。苏维埃大二百文各版类铜元的平均铜含量分别为:异蝶类87.6%、垂翅类87.2%、扬翅无花类88.6%、扬翅有花点斑类85.8%、扬翅有花非点斑类90.4%。前三类铜元的铜含量相对稳定; 中期制造的扬翅有花点斑类铜含量有所降低，但该类铜元产量很低，版类样本量只占总量的6%，尚难以反映出大二百文铜元整体铜含量的变化趋势; 中后期制造的扬翅有花非点斑类产量极高，版类样本量在总样本量中的占比超过39%，该类铜元平均铜含量的提升，反映出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铜含量在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

民国期间，紫铜中掺入杂铜铸造成色更低的铜元实际上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如早在1924年，湖南造币厂即采用紫铜70.21%、杂铜29.79%的做法制造铜元^[9]。照此配比，以杂铜含铜量70%为例，计算所铸铜元的含铜量为91.1%。如果以晚清、民国四川红铜元代替紫铜，则计算所得重铸铜元的含铜量为87.6%，锌含量为5%至9%。这个结果与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铜含量85.8%至90.4%，锌含量4.2%至7.7%相近，由此也进一步验证了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确由红铜元、杂铜重铸而成这一事实，同时也印证了苏维埃造币厂工人回忆中谈到“啥子铜都要得”之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注:表内EDS数据为多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他”表示非普遍存在的硅、铁、铝、磷或砷等其他元素。

图5反映的是不同版类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个体中的铜、锌含量分布和锌-铅-锡三元组成。发现异蝶类和垂翅类大二百文铜元有着相对近似的表现，两类铜元个体中的铜、锌含量均相对集中; 扬翅无花类铜元个体中的铜含量明显参差不齐，而锌含量最为集中; 扬翅有花点斑类铜元个体中的铜、锌含量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扬翅有花非点斑类铜元个体中的铜、锌含量均很集中，表现出了苏维埃造币厂对原材料的使用具有了选择性倾向，并对铜元成色有了人为控制的因素。不同版类铜元中铜含量的变化趋势与铜元个体中铜、锌含量分布的变化，反映出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在反复多次搬迁过程中，不同产地、不同阶段所获得的原材料存在着差异，同时也反映出苏维埃造币厂对铜元成色逐渐开始重视，以及在即将进入鼎盛时期时对原材料选择逐渐趋于科学严谨的生产态度。

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检测样本中普遍含有铅和锡，各版类铜元中铅的平均含量为2.3%至3.9%，锡的平均含量为1.7%至2.6%（锌、铅、锡的比例接近2∶1∶1），远远高于晚清、民国四川铜元中铅含量不超过2.0%、锡含量不超过1.0%这一比例。究其原因可能还是在“啥子铜都要得”这一造币原材料的选择方式上，在苏区铜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苏维埃造币厂不得不将少量缴获、购买、老百姓捐献来的废旧铜器与晚清、民国四川铜元混合在一起熔化造币，金属成分复杂、杂质含量较高的废旧铜器可能就是造成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铅、锡含量较高的主要原因。另，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早期还曾“压过锡钱······压得不多，没有发行开，一则外观看来不行，老百姓不大喜欢用，二则锡的原料来源不多，所以不久就停压了”^[7]243，造币厂剩下来的锡以及未能发行出去的锡币，不排除后来被添加到生产铜元的原材料中。因此，川陕省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中的铅和锡，部分来源于旧铜器、旧铜元，同时也不排除存在着人为少量添加之可能。

3.2 川陕省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和五百文铜元检测结果及问题探讨

如上所述，介于川陕省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与五百文铜元之间存在的诸多共性特征，故将其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二者的形制数据及EDS检测结果列于表4和表5，锌-铅-锡三元组成如图6所示。从检测结果来看，川陕省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五百文铜元中仍然普遍含有铅和锡（表4、表5和图6），且在整体上要高于晚清、民国时期生产的四川铜元，但比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已经有了明显降低。小二百文铜元的无齿正4类、无齿反4类、有齿类，五百文铜元的繁体联小样类、繁体联大样类、简体联类，其铅、锡含量均随着制造的先后顺序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繁体联五百文铜元中的铅、锡含量仍整体上稍稍偏高，这有可能还是来源于旧铜元和废旧铜器，但其含量逐渐降低这一特征，显示出原材料筛选过程中，废旧铜器的添加量逐渐减少的趋势。

注:表内EDS数据为多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表示此处标准差小于0.1%，“其他”表示非普遍存在的硅、铁、铝、磷或砷等其他元素。

注:表内EDS数据为多次测试结果的平均值，“其他”表示非普遍存在的硅、铁、铝、磷或砷等其他元素。

EDS测试结果显示，川陕省苏维埃小二百文、五百文铜元的铜含量均在90%至95%之间，比起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的铜含量有了明显提高。其中产量较高的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和产量最高的简体联五百文铜元的含铜量类别均值已经接近95%，较之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的铜含量呈现出跨越式增长态势，即便按照晚清广东红铜元最初“紫铜九十五分、白铅四分、点锡一分”的成色标准，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中的有齿类、五百文铜元中的简体联类，二者从整体上看都是合格的红铜元。

相比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4.2%至7.7%的锌含量，上述两种铜元中0.9%至3.0%锌的含量已经明显降低，尤其在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简体联五百文铜元中极为显著，这两个次级类别铜元中锌的含量均值分别为1.3%和0.9%，其与晚清、民国四川红铜元中1%的锌含量高度近似，由此说明生产过程中作为原材料的黄铜元被刻意进行了挑选剔除。四川晚清与民国较早期制造的黄铜元是含铜量60%至70%的铜锌合金，具有优异的加工性能和自润滑特性，可作为制造子弹壳的上佳原料，对于铜资源贫乏、弹药奇缺的川陕根据地是难得又现成的战争资源，将其用在更合适的地方不失为正确而又科学的选择。

如前所述，晚清、民国四川红铜元含铜量约95%、黄铜元含铜量约70%，若以红铜元80%、黄铜元20%比例重铸，所得之铜元含铜量约为92%，这一比例与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繁体联五百文铜元的含铜量类似，相较于苏维埃大二百文铜元生产中70.21%的红铜元用量则有了明显的提高，显示出苏维埃造币厂对造币原材料的筛选控制更加严格。川陕省苏维埃有齿类小二百文和简体联类五百文铜元的铜含量与晚清、民国红铜元并无差别，其铜、锌组成亦高度相符，因此这两类苏维埃铜元极有可能完全是由红铜元重铸而成。苏维埃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和简体联类五百文铜元这种高标准的成色表现，清晰地反映出相关造币机构在原材料筛选过程中明确的指向性和严格的执行标准。

图7为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和五百文铜元中铜、锌的含量分布。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繁体联五百文铜元个体的铜、锌散点都具有相对分散的分布特点，反映出这两类铜元的铜、锌含量都存在一个较大的波动范围，从而进一步说明二者的原材料具有较高的相似度。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简体联五百文铜元的铜、锌散点都具有相对密集的分布特点，同样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川陕省苏维埃无齿正4类小二百文铜元在生产过程中曾进行过版模调整，改版前后的正4类铜元与反4类铜元的铜含量分别为91.0%和92.6%、锌含量2.5%至2.8%之间，其中铜含量出现小幅提高。繁体联五百文铜元在生产过程中曾进行过币坯直径调整，调整前后生产的小样铜元与大样铜元的铜含量分别为90.5%和92.2%，锌含量2.9%至3.0%之间，二者的铜含量也出现了小幅提高。这一现象不但反映出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繁体联五百文铜元在产品调整上的相似之处，同时还反映出二者在金属成分占比与占比变化趋势上的高度雷同。由此可见，川陕省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繁体联五百文铜元，二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调整、铜元成色、次级版类铜元成色的变化趋势、铜锌含量的分布态势等诸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的相似度，这一现象极有可能说明二者有着共同的生产地点。

川陕省苏维埃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各主要成分的类别均值分别为铜94.7%、锌1.3%、铅2.4%、锡0.8%，苏维埃简体联类五百文铜元中各主要成分的类别均值分别为铜94.5%、锌0.9%、铅2.2%、锡1.5%，两类铜元不但在铜含量上基本一致，连锌、铅、锡的含量也极为近似，相较于苏维埃其他各类铜元，二者金属成分的相似度是最高的。这一现象反映出二者的生产原材料具有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执行标准，也极有可能说二者来自于同一产地。

川陕省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繁体联五百文铜元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调整、铜的含量以及增长趋势、金属成分以及金属元素散点分布等诸方面所表现出的极高的相似度，苏维埃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简体联五百文铜元，其金属成分以及金属元素散点分布同样表现出的高度的相似性，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繁体联五百文铜元当来自同一产地，而苏维埃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简体联五百文铜元当来自另一产地。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同一时段、两个地方独立制造苏维埃钱币的相关史料，多年来仅在苏维埃造币厂工人王开一和红四方面军罗坪兵工厂工人党兴泽二人的回忆中查阅到，这可能是当前的学术论著少见关注的原因所在。然而，川陕省苏维埃无齿类小二百文铜元与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繁体联五百文铜元与简体联五百文铜元，它们分别在设计思想与金属成分上的差异性、用模方式与版式体系的独立性等方面所显示出的异地独立造币的特征，又是完全不可忽视的历史信息。川陕省苏维埃铜元的版式体系以及其金属成分的组成，充分印证了王开一、党兴泽二人回忆内容的真实可靠性。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城坡里造币厂与红四方面军罗坪兵工厂两个机构分别独立制模、独立选料、独立生产的管理方式，一方面反映了苏维埃政府在工业生产管理方面的灵活性，以及产品质量管理上的可追溯性，同时也符合我国历代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多数时候钱币制造业具有高隐秘性这一特点。

至于王开一回忆中谈到从城坡里运到罗坪的币坯，已经无从得知是铜坯还是银坯，但从检测结果看，是铜坯的可能性较小，若是银坯，现在也无从得知是用来制造了苏维埃银币，还是用以仿制四川军政府银币。同时也不能确定苏维埃城坡里造币厂和红四方面军罗坪兵工厂分别制造了哪些苏维埃铜元，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更多史料与钱币样本的收集整理，相信这个谜团最终会被揭开。

4 结论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生产的苏维埃铜元其成色存在较大差异，并显示出随着生产工作的持续推进，苏维埃铜元呈现出铜含量越来越高、锌含量越来越低、铅与锡的含量小幅下降的总体趋势; 同时还可以看出，苏维埃政府鼎盛时期制造的有齿类小二百文铜元、简体联五百文铜元其成色与晚清、民国时期生产的四川红铜元基本一致，堪称合格的红铜元。苏维埃铜元成色的这一动态变化趋势，说明苏维埃造币机构在生产过程中，其原材料筛选标准逐渐明确并日趋严谨，同时也反映了苏维埃政府在铜资源管理上逐渐趋于合理化，具有了科学性。

川陕省苏维埃小二百文铜元与五百文铜元的金属成分构成及其变化趋势，与这两种铜元的版式设计思想、钢模搭配关系、版式体系构成、产品中途调整等诸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规律，均反映出苏维埃政府在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独立制造苏维埃钱币这一生产管理方式。从而印证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红四方面军兵工厂工人回忆中提到“罗坪兵工厂也造钱币”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