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景泰”一词为明朝皇帝朱祁钰的年号（1450—1457）。大部分早期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掐丝珐琅器制作的顶峰时期是景泰年间，直到后来杨伯达先生对故宫博物院藏掐丝珐琅器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中的景泰款珐琅器可能有部分为后世新作，根据其釉色、款识、字体以及排布等，杨先生给出了推测依据^[1]。后续其他学者们也持续将景泰款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对改制的研究^[2-4]。本工作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故宫博物院藏一件景泰款铜胎掐丝珐琅器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铜胎的制作工艺、釉料成分组成等进行分析，从科学角度探讨其是否为后世改造的产物。

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X-CT）成像技术是在X射线二维成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应用于医学研究领域，后来扩展到工业领域。近年来由于文物保护领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学科交叉化发展，该技术在文物领域中的应用启发了专家学者们在器物结构探索上的新思路，如Rankin等对出土木材的研究^[5]，上海大学用CT技术对砂岩文物的研究^[6]，更有三星堆出土神树的CT研究分析^[7]等，这些均是现在文物领域和考古学领域的典型应用案例。纵观X-CT技术在文物领域的应用发展，故宫博物院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第一次X射线成像技术的应用，之后不仅在青铜器研究中大力应用，还在木材、陶瓷的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珐琅器研究中的应用开始于近几年，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

本工作以X-CT成像技术为主，从结构工艺的角度出发，细致分析此件珐琅器的不同部位，并结合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元素成分结果推断其釉料特征。

1 文物介绍

景泰款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蛟龙耳瓶（图1）是一件高36.7 cm、口径10.6 cm、腹径18.5 cm、足径12.7 cm的铜胎鎏金珐琅器。通体呈天蓝色底色，颈部有芭蕉叶形开光，开光由墨绿底色的缠枝花卉纹组成，颈部下方是莲瓣纹。腹部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有红色、棕色、白色、紫色和黄色的缠枝莲花卉6朵，下半部分为折枝花卉8朵，分别为白色、黄色、红色和红白相间色。腹部下方是一圈底色为白色的莲瓣纹。底足由用鎏金弦纹区分的两组花卉纹组成。外底中心内起地阳文“景泰年制”楷书款。该器物的口沿内部下方有一个可以取出来的套筒，套筒呈直腹撇口状，套筒上方有一个七孔莲蓬样式的篦子。

2 方法

本工作使用X-CT成像技术对文物做结构工艺检测，所用设备型号为德国YXLON的Y.CT Modular型双源双探测器CT设备，检测所用电压为430 kV，电流为1.5 mA，积分时间700 ms，空间分辨率126 μm。使用X射线荧光设备对珐琅釉做成分检测，所用设备为德国布鲁克公司的开放式微区X射线荧光光谱仪，在氦气条件下检测，电压为50 kV，电流200 μA。使用拉曼光谱仪对珐琅釉做物相分析，所用设备为雷尼绍公司的Invia2000共聚焦拉曼光谱仪，选用532 nm激光器，能量0.5 mW，时间60 s。

3 结果

通过使用X-CT成像技术和X射线荧光（XRF）光谱技术对该景泰款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蛟龙耳瓶检测后发现其颈部、腹部、耳、口和足均为拼配制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3.1 釉料填充分析

通过肉眼观察可以发现颈部位置的釉料填充程度明显区别于腹部位置。从墨绿色釉料的填充程度来看:颈部的釉料填充细致规整，较为完好地嵌入了掐丝的边缘位置，并且没有底蓝色釉料夹杂; 而腹部的墨绿色釉料填充则在掐丝边缘处有明显的其他颜色釉料混入——如底蓝色釉料在墨绿色釉料的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凸显（图2）。

颈部下方是一圈莲瓣纹（图3），该纹是由钴蓝色打底，其上填充绿色、红色、黄色、姜黄色和紫色的不同釉料。该处莲瓣纹打底的钴蓝色与整件瓶子的基本色调（底蓝色釉料）不一致，视觉感觉较为突兀; 且与颈部和腹部处掐丝相比，该处掐丝更粗，缺少了些许细腻质感。

3.2 腹部修补

通过X射线二维成像的扫描结果（图4a）来看，在取出瓶内套筒和篦子的情况下拍摄的颈部位置中仍旧有疑似金属材质的套管，并且双侧蛟龙耳的固定方式不明。由于X射线二维成像不能清楚描述内部结构的情况，因此对此件文物进行全配件放置情况下的X-CT成像扫描，即三维成像（图4b）。在二维成像结果中发现两个蛟龙耳的下方位置各有一处破损，肉眼观察此处的釉料填充也与其他位置不同，说明此处曾进行过修补，三维结果显示其破损边缘是规整的长方形，说明此处破损位置的铜胎也有破损（图4c）。先前的修复者在此处破损位置进行过胎体的修复，后在其上进行掐丝，掐丝的粗细程度也与原件有显著差别。

3.3 蛟龙连接方式

双侧蛟龙耳与瓶颈部的连接方式是使用前端开叉的铆钉连接。图5画出了蛟龙耳与瓶的铆钉连接样式，红色曲线分别描绘出了颈部和腹部的铆钉形状，两处铆钉样式相同。而从图像灰度上看，铆钉灰度明显高于蛟龙（金属制）的灰度，这说明铆钉的密度高于制作蛟龙耳的金属密度，间接反映了两种材质完全不同。但是由于铆钉处于内部，暂不能通过检测手段获知其成分组成。

3.4 颈部连接方式

从之前的二维成像结果（图4a）中发现此瓶的口沿位置除可取出的套筒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不明的圆形套筒，经三维图像处理后发现，该处是瓶口沿往下延伸入瓶颈部，但出乎意料的是口沿虽为圆形，但延伸入瓶颈部的区域却并不全是圆形，而是经过一定的形状修正，从图6中的1号位置处横截面图可以看到该圆形套管被修正削减处位于蛟龙耳的铆钉固定处（即图6b左方和右方的箭头指示处），而该圆形套筒在上方和下方（以图6b的方位来看）则是壁厚均匀的金属材质。再观察口沿和颈部上方的连接处，可以看到口沿是朝下扣在颈部上沿，结合金属套筒的形状，则可以确定口沿为后加在颈部上方的。

颈部下方位置的莲瓣纹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该莲瓣纹的釉层厚度明显区别于颈部的和腹部的，体现为胎体厚而釉层薄的特点，不同于颈部和腹部的胎体薄而釉层厚的特征（图6c）。为了满足莲瓣纹和颈部与腹部的契合，在图6中的3号位置处看到颈部下方在靠近莲瓣纹的位置处进行了一定程度削减，此种削减应当是为了满足莲瓣纹和颈部的连接所做的处理。在此处另有一个细微发现是其中一处胎体与釉层出现了明显脱离，这是将颈部强行嵌在莲瓣纹外围所造成的。这一发现与前文所述的将圆形套筒契合进颈部的操作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感。

而莲瓣纹与腹部的连接则为莲瓣纹嵌套在腹部釉层的外围，在莲瓣纹下方有破损较为严重的釉层，可以从图6c得到具体的破损情况。原来普遍认为莲瓣纹下方可能没有釉层的存在，但是X-CT成像推翻了之前的猜测，该处釉层依然存在但是整体釉层的状态较差，破损较多且多裂痕。

3.5 底足连接方式

底足部分由挡蓝条将该区域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从外观可见上部分的珐琅釉保存状态好于下部分珐琅釉的保存状况，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做上下胎体连接时造成的损坏。底足上半部分与腹部下沿相连，从图7c的腹部纵向剖面图中可以看到是底足上沿嵌套进腹部下沿，在连接处有明显嵌套痕迹，而底足下半部分珐琅釉则是与底足下边的铜胎边缘相连嵌套（图7c中白色实线位置）。这种底足珐琅釉嵌入底部铜基体的情况与口沿处珐琅釉嵌入口沿部位铜基体的情况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可以区分鉴别在工艺结构的组成中，口沿和底足可能出自同一时期，且极有可能是出自同一名工匠的制作。

3.6 挡蓝条

挡蓝条在珐琅器物中的作用是分割空间区域，使得花色分布更有层次感。在制作工艺中也是将其焊接在铜基体上，产生一种边界感。但这件珐琅器挡蓝条的制作工艺却明显区别于传统意义中挡蓝条的制作。该器物共有3条挡蓝条，分别位于颈部、腹部和底足3个部分。

颈部位置的挡蓝条位于口沿下方的拐角处，从图7f中可以看到该处挡蓝条是有一定的形状，其横截面大致为梯形，并不是规则的长方形。在底足位置处同样有一个挡蓝条，该处挡蓝条与颈部挡蓝条横截面情况类似，都是处于拐角位置，且横截面呈现不规则样式。两处挡蓝条的制作方式应为同种工艺。腹部位置除前文所描述的有两处分别位于蛟龙耳下方的长方形修补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腹部有一个挡蓝条将腹部区分为上下两个区域。

不同于传统挡蓝条是焊接在铜胎上的制作方式，该器物的3个挡蓝条仅是覆盖在外层，挡蓝条下方仍有釉层存在，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图7a，图7b和图7e）。底足位置的挡蓝条从外观就可肉眼观测到有连接的痕迹（图8），然而颈部和腹部位置则没有观察到类似痕迹。挡蓝条的下方胎体均没有看到拼接痕迹，并且挡蓝条在外形的规整程度上都完好地匹配了现有掐丝花纹的走向，此种情况在之前的研究中未有明显发现，针对挡蓝条出现的这种特征表现，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深入。

3.7 X射线荧光光谱和拉曼光谱分析

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不同颜色的珐琅釉进行检测后的结果如表1所示，该表中的检测区域分为3个部分:颈部、颈部莲瓣纹和腹部，其中颈部检测区域主要选择开光处花纹。从数据的整体表现来看，莲瓣纹处的数据区别于颈部和腹部:在莲瓣纹处出现了其他地方没有的钴蓝色釉层^[8]（CoO含量0.29%）; 同时黄色釉层中Ti和Sn含量明显不同（莲瓣纹黄色釉层的TiO₂含量为0.16%且不含SnO₂，而颈部和腹部两个区域黄色釉层的SnO₂含量则分别为2.42%和1.08%）。这些情况再一次验证了X-CT成像结果中对于工艺结构的分析。

然而腹部和颈部两个区域的元素检测结果则有一定的区分难度（底蓝色釉层的成分结果较为类似，没有明显区分特征），虽然暂不能明确颈部和腹部是否来自同一器物，但从现有结果分析，其来自两个不同器物的可能性更大。此一系列研究正在进行中，下一阶段希望能与明清两代珐琅器的基本数据结果进行对比。

该件器物的这一特异现象，也从拉曼光谱的结果（图9）中再一次得到了证实:其颈部和腹部的白色釉层均有明显的氟化钙拉曼信号（320 cm^-1附近），但莲瓣纹处的白色釉层则信号不明显; 另外可以明显看出颈部和腹部位置的黄色釉层在130 cm^-1附近有明显信号，说明其应该为铅锡黄，而莲瓣纹处黄色釉层的峰位发生位移，移到120 cm^-1附近，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莲瓣纹处黄色釉层与其他两个区域釉层的釉料有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套筒和篦子的成分检测中，测出Sn含量分别为96.1%和98.8%，表明这两部分为金属锡所制作。

4 讨论

明代文物鉴赏家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云:“大食窑，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盒儿、盏子之类。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鬼国窑”。后由鉴赏家王佐（公元1450年前后）增补如下“今云南人在京多作酒盏，俗呼曰鬼国嵌。内府作者，细润可爱。”从此段可推测，大食（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对阿拉伯帝国的称谓）工匠在被俘虏至云南后为蒙古贵族制造掐丝珐琅器，同时把制作技术也传授给了云南人。当时人们把掐丝珐琅叫做“大食窑”，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对于金属工艺和陶瓷工艺的合称。景泰蓝则是在大食窑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创造，具有鲜明的东方特色。17世纪的古董商人将景泰蓝、宣德炉、成化瓷、永乐漆器并列视作奇珍异宝。参考孙承泽在《天府广记》中记载:“至内造如宣德之铜器，成化之窑器，永乐果园厂之髹器，景泰御前作坊之珐琅，精巧远迈前古，四方好事者，亦于市内重价购之。”可见景泰珐琅器的地位之高。到了清朝，景泰珐琅器备受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帝王的喜爱，因此在不能满足帝王所需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制和仿制。清宫造办处档案中对皇帝要求仿制或改制景泰珐琅器的纪录不胜枚举，说明皇帝的喜爱决定了当时工匠们在制作珐琅器时的走向，或改或仿均是为了满足帝王需求。

本工作所研究的这件刻有楷书阳文款“景泰年制”的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蛟龙耳瓶，是一件拼凑改制的景泰珐琅器。正如杨伯达先生所描述的景泰珐琅器底款样式众多的状况，该四字底款在杨先生所描述的32种底款中确有一席之地，结合X-CT成像结果，可以发现该款识应为后加，与考古学研究发现一致。另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于其口沿、颈部、耳部和足部的情况辨别应为拼配的说法也对应了CT结果的展示。

但本工作所描述的对于挡蓝条的工艺发现，在此前未有明确记载，结合现有的结果分析，也依然无法单从一件器物上判别该件器物上的挡蓝条为后加还是原器物上就已存在。对于此种现象，笔者将在对比研究其他器物后再给出具体描述。

5 结论

结合文中信息，针对本工作所研究的珐琅器可以给出以下两个重要结论:

1）瓶的口、颈、腹、足和耳均是拼配组成，口沿和底足的铜基体应为同一时期制作，腹部的两处长方形修补痕迹印证了其来自其他器物的可能性;

2）颈部下方莲瓣纹的珐琅釉明显区别于其他部位的珐琅釉，不仅基体厚、釉层薄，同时出现了在其他部位没有出现过的釉色，如钴蓝色。

大明景泰年间，由于国力匮乏且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处境，在制作如该珐琅器这类供赏玩用的器具上难免有所懈怠，但后世出现了如此多的景泰款珐琅器是很值得思考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大多数可能为后改，但在“七拼八凑”之后形成的景泰珐琅器其拼凑的来源是何处将是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