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青铜器作为商周文化的代表,彰显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灿烂辉煌。而金文作为同一时代的亮点,则开启了中华千年文明的绚丽一页。虽然从甲骨文到金文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但大部分学者都将重点集中在书法特点和文字解译上;相较之下,关于金文的制作近年来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予以关注,但研究资料尚显薄弱。陈初生先生^[1]早期将前人关于铭文制作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支持铭文是由泥条制字贴范法而来;李峰先生^[2]针对“嵌入法”无法解释的非同平面铭文现象,通过铸造制范工艺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岳占伟先生等^[3]通过对铭文制作分类,分别从模做铭、芯做铭和范做铭上对铭文制作进行了阐述;张昌平先生^[4]以曾国青铜器为例,解读了商周青铜器铭文制作的若干方式。以上学者的研究对铭文的制作工艺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些学者对铭文特殊形式的形成虽有提及,但并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比如反书、倒书等,至今未见合理解释^[5]。

唐兰先生^[6]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提到过,商周文字易出现反书、倒书等特殊书写形式,这是由于金文尚处于古文字的初级阶段,是文字不成熟的一种表现;裘锡圭先生^[7]在其著作《文字学概要》中提到,先周文字字形方向不定,或左或右皆可,到周代时这种情形已不多见,秦汉时已基本消失。因此一批学者认为反书的出现是因为古文字阶段的正反通用所致,不可否认,部分反书或与古文字正反通用相关,但这无法解释通篇反书^[8]的情况,不可能整篇的文字都正反通用;徐宝贵先生^[9]认为,反书的出现或与铭文避复有关,其从文字艺术角度解释了反书或许是为了贵族审美,明尊卑而人为有意造成的。反书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铭文避复并不能解释其中的现象,更应归为文字发展和制作技术的因素;杨秀恩先生^[5]在《春秋金文反书研究》中提到,部分通篇反书的铜器属于技术制作问题,且从西周到春秋,反书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笔者支持这种观点,单个反书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较为复杂,但通篇反书的情况应为制作技术而导致。但杨秀恩先生在文中并未解释制作技术如何导致了反书,因此本研究的重点即是,从工艺制作的技术角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释读铭文制作过程中出现反书、倒书的原因。

1 青铜器铭文反书的新释疑

1.1 传统铭文制作中反书疑问的提出

铭文的制作方式有很多种,不管使用哪种方式,通常是要在泥芯上形成反书的阳文,浇铸成型后才会出现正书的阴文。按照目前学者的研究,传统的铭文制作方法大体上可分为模印法、嵌入法和泥条贴范法。其中模印法和嵌入法只能解释部分铭文的特点,对长篇无重复格式的铭文以及反书、倒书等特殊的书写格式,则不能给与合理解释。泥条贴范法虽然可以解释反书成形的大部分原因,但此法需要书者具备书写反书的能力。且有些反书为单字反书,有些反书为通篇反书。通篇反书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如图1a番昶伯者君盘铭文所示,反书的书写顺序是从右至左,行款与古人书写习惯相同,暂定义为“反书正序”;另一种如图1b的公鼎铭文所示,反书的书写顺序是从左至右,与古人书写习惯相反,暂定义为“反书反序”;传统泥条贴范法的制作失误可以导致反书,但不会改变书写字序和制作行序,制出的通篇反书应该是“反书正序”,对于“反书反序”的情况则无法解释。

除此之外,部分书法家从书法的角度对书写反书持疑,认为铭文是正书写出来的,一些笔体反书根本无法运笔,这就与制作工艺出现了矛盾,因为传统泥条贴范法通常是先在泥芯上写反书,再顺着笔势贴泥条,最后浇铸成型为正书。面对这一矛盾,在传统制作方法上很难找到解释突破,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是否可以假设铭文制作过程中,不存在反书,仅用正书即可完成?张煜珧等^[10]在解释石鼓山青铜器铭文制作工艺中提到,泥芯的阳文应是刻纹泥板模翻印上去,再堆塑泥条,修整而成。这一步确实少了书写反书的环节,但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既要保证翻印字体的拔模角度,还要考虑器型的壁面曲率,否则一些笔体无法翻印出来。或许存在技艺高超的工匠,以上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石鼓山以外的大批量青铜器在制作过程中,有没有更为简便可行的方法?基于此,本工作搭建了一种新的解释模型,并加以实验进行验证。

1.2 实验模型的建立

1.2.1 实验方法

用树叶做工具,并在其叶上书正书,之后雕刻成镂空的文字,镂空的文字在树叶的一面观察是正书,在另一面观察便是反书。将刻好字的树叶涂着色剂,贴于需要制字的泥芯上,取掉树叶后,泥芯上便出现着色的相应字体。运用这种树叶搭建的模型,任何铭文的制作只需书写正书即可,镂刻好后,正贴即是正书,反贴即是反书,这样便无需再直接书写反书。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解决了困扰书法界的书写反书问题。为了验证此模型,特做了如下实验。

1)实验材料。所需材料为树叶、刻刀、笔墨、碳粉、原生土、水和研磨机。

其中泥芯和泥条均选自本地原生土研磨而成,粒度为80目,碳粉为着色剂,树叶为刻模。作为着色剂的材料有很多,比如朱砂、赭石粉、大漆等,都是古人常用的着色剂,之所以选取碳粉作为着色剂是因为碳粉可由木炭研磨而成,对古人来说简单易得,且在铸铜遗址中发现大量碳粉用作泥型铸造的分型剂,故碳粉是最现成方便的材料。

关于选取树叶作为刻模材料,笔者也做了大量的选材实验,除了树叶外,能达到同样效果的还有兽皮、薄木皮等。但树叶具有来源广、无限量、零成本、易雕刻等优势,应作为工匠选材的首选。选材过程中还发现,不同树叶的变质时间并不一致,梧桐叶的保持时间为2d(室温24℃,空气中放置),足够制作铭文字,如果泡在水里则能保持半个月不变质。而竹叶在相同环境下的保持时间仅仅不到40min就萎缩成卷,无法制字。因此选叶时应尽量选取水分耐持久、叶面宽大平整的叶子。

2)实验步骤。以上海博物馆藏德鼎铭文为例,选取“王赐德贝”四字试作,步骤如下:

(1)选取合适树叶,并用笔墨在其上书写“王赐德贝”四字正书,使用工具镂空文字;

(2)将所需的字条,如“王赐德贝”,截取至规整的叶条形状;

(3)以碳粉为着色剂,涂压于截取的叶条上,保证叶条沾满碳粉即可;

(4)用泥土塑成泥芯阴干后,将沾满碳粉的叶条反印在泥芯上并按压,字即成反书“王赐德贝”;

(5)用刻刀将字印刮毛,并将反书刻化成凹槽,目的是为了泥条更牢靠的粘结;

(6)用泥土搓揉成适当直径和湿度的泥条,贴敷于反书的凹槽,并轻轻按压,阴干后便形成反书的阳文;

以上6个步骤分别对应于图2。

由图2可以看到,“王赐德贝”四字反书制作成功,虽受限于笔者的制作经验,工艺略显粗糙,但并不影响树叶做刻模的可行性。为了验证泥条粘结的可靠性和实验的可重复性,后续实验又重新制作了“王赐德贝”和“仲義父乍尊”两件铭文模,并入窑烧制,其中“王赐德贝”铭文模最终烧制温度在850℃,“仲義父乍尊”铭文模最终烧制温度在650℃,如图3所示。

两件铭文模入窑烧制成型后,用手指在铭文模字体上用力的按压揉动,仅“德”字的一笔脱落形成缺笔,缺笔处或许与制字阶段的泥条未压实有关。除此之外,其余字条均未脱落,总体说明字条粘结强度很高,足以抵抗金属液的冲刷,也说明了树叶制字的实验模型具备可行性。此外,泥条制字还存在断笔的现象,由于泥条的固有属性,在形变过大或泥条收缩过程中,泥条容易开裂形成断笔,这与铭文拓片的特征相符。

1.2.2 实验结果与讨论

1)树叶做模制铭文具有可行性和可重复性,材料来源广,易寻找,不受地域的限制;

2)制字简单方便,易雕刻,只需正书即可做出正、反两种字体,无需再书写反书,解决了书法界的正反书笔体之争;

3)由于树叶为有机质,在制作过程中多次按压后易变形,因此在制成一件铜器后,基本不会再用。或许这也可以解答,既然使用了铭文模具,为什么铭文器很少出现字形一致的原因。

2 实验模型下铭文特殊书写格式形成的讨论

2.1 反书

从以上实验可以得知,反书铭文和正书铭文从制作角度讲,仅仅是将树叶翻转一下,并无多大的区别,所耗费的工时以及技术难度是一致的。

2.1.1 通篇

反书反序将所需的正书铭文整篇刻在一张大的叶子上,然后以正书贴在泥芯上制字,浇铸出来的铭文就是反书反序。

2.1.2 通篇

反书正序将所需的正书铭文以列为单位,一列一列地刻在不同的树叶上,然后从左往右依次以正书贴在泥芯上制字,浇铸出口来的铭文就是反书正序。

2.1.3 单字反书

将所需的铭文以单字为单位,一个树叶刻一个字,裁剪好后以正书贴于泥芯制字,浇铸出来就是单个字的反书。

由于树叶上有叶脉,作字应尽量避开主叶脉,只有大而宽的树叶适合通篇作字,一般树叶适合做单列或单个的字,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形来选叶。至于工匠为什么会将树叶方向贴错而出现反书,或许与工匠不识字有关。书手与工匠并不一定在同一个作坊,待工匠制字时,如遇到一些原因导致其无法识别字面的正反,旁边又无书手核对时,就容易把顺序贴错做成反书。如果工匠识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至于春秋时期出现反书的比例要高于西周,除了春秋时期文字的使用范围扩大,允许使用铭文的阶级下移外,如果是明器,做完即下葬,那么即使做成反书也少有人去校对。

2.2 倒书

将树叶左右翻转即会出现反书,那么将树叶上下翻转即为倒书,从制作工艺角度讲,用树叶出现的倒书和反书是一样的原理,仅仅区别于是左右翻转还是上下翻转,所以此处不再予以重述。

3 结论

以传统泥条贴范法为例,工艺上要在泥芯上写反书,浇铸成器后才可以是正书。部分学者认为,直接书写反书太过于困难,而且从书法角度看,一些铭文的笔体只能正书成形,反书无法运笔,不认可在泥芯上直接书写反书。笔者就这一问题,绕开传统做法,搭建了一种以树叶为刻模的铭文模型,通过实验证明了制作铭文无需在泥芯上写反书,只需要在树叶上书写正书即可,反书是由树叶翻转而成。同时也通过这种实验模型,解释了反书与倒书的可能形成原因。本实验虽搭建了以树叶刻字为基础的实验模型,但仍属于泥条贴范法的范畴,与传统泥条贴范法区别仅在是否需要书写反书。

古文字阶段,文字缺乏统一的标准,文字的约束力比较弱,出现正反通用的情况应属自然,但出现通篇反书应是制作技术的问题,本研究也予以了解释。铭文制作较为复杂,工匠在长期的劳作中定会寻找更为方便快捷的劳作方式,树叶刻字不仅可以让工匠脱离书写反书笔体的困扰,制造过程中还极易出现反书和倒书的现象。古人是否用这种方法制作铭文已无从考证,毕竟树叶等有机质无法保存,本研究也是基于实验模型对反书形成的一种推论,并进行了实验验证,但这种方法无疑是高效的,也不排除书写好正书后,将树叶反贴于泥芯上,借助笔墨的反向印迹,直接通过树叶雕刻在泥芯上,这样就省了镂空和着色的步骤,更为方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