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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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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市政府对青浦区福泉山遗址组织进行了一次试掘和三次发掘,重点集中于福泉山土墩。考古证实福泉山是一处人工堆筑的墓地,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叠压,清理了崧泽文化居址1处、墓葬19座,以及良渚文化祭祀遗迹4处、良渚文化墓葬30座[1]。200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写出版《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公布了福泉山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据之,福泉山遗址崧泽文化墓葬出土9件玉器,建筑遗址出土1件玉器,而良渚文化墓葬出土613件(粒)玉器。然而,迄今为止仅闻广等(1993年)和熊樱菲(2000年)先后利用红外光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对福泉山遗址出土部分玉器做过材质的初步检测分析(两次测试的样品数量分别为24件和45件,且样品有重复)[2-3],朱海信等(2001年)对6件福泉山出土玉器做了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PIXE)分析,并根据化学元素组成对玉料产源略作讨论[4]。福泉山遗址是目前所见从崧泽文化中期到良渚文化晚期延续使用最完整的一个案例,也是目前太湖东部地区唯一能代表良渚社会最高物质文化发展水平的地点[5]。其出土玉器一直缺乏全面的科学检测、分析和研究,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对良渚文化时期用玉面貌的完整了解及以福泉山遗址为代表的从崧泽文化中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玉料来源和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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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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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对福泉山遗址3座崧泽文化墓葬、23座良渚文化墓葬和若干探方出土的共484件玉器(含崧泽玉器6件,良渚玉器478件)进行了较全面的显微放大观察和红外光谱(FTIR)、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XRF)测试,并对其中2件崧泽样品和14件良渚样品及其包裹体进行了微区拉曼光谱(Raman)补充测试。需要说明的是,本次研究的484件样品为2000年以前福泉山遗址考古发掘所获玉器的绝大多数,另有部分出土玉器因正在展出或严重受沁(主要为玉珠、玉饰片)而未检。同时,出于客观原因,研究样品中有12件仅有探方或填土信息,5件无编号,具体文化时期较难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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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件研究样品器型丰富,包括玉璧、玉琮、玉钺、玉冠型器、玉锥型器、玉璜、玉镯、玉环、玉管、玉珠、玉坠饰、玉饰片等(图1),基本涵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代表性器型。研究样品普遍受沁白化,尤以珠饰为重。其中保存状态较好、受沁程度较低(不含板岩及绿松石质)的主要可见黄绿色、碧绿色、青绿色、黄白色等,以黄绿色调者为多。结合后续材质判定结果,整理其基本宝石学特征于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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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福泉山遗址出土部分玉器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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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Some jad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Fuquansh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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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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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除使用Dino-Lite简易数码显微镜和Keyence VHX-5000超景深三维视频显微镜进行放大观察之外,还对古玉器样品进行了如下3种原位无损测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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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红外光谱分析(F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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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光谱分析所用仪器为Thermo Fisher公司生产的小型台式Nicolet iS5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反射法,扫描范围为4 000~400cm-1,分辨率为4cm-1,扫描次数16次,尽量选择样品未受沁或受沁程度较低的部位,单个古玉样品选取1~3个区域进行检测。使用Omnic软件(版本9.7)对获得的红外图谱进行K-K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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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pX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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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成分分析所用仪器为SPECTRO xSort手持式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型号XHH03。仪器能量分辨率＜170eV,元素分析范围Mg-U,大部分元素检测限优于10 μg/g。尽量选择样品未受沁或受沁程度较低的部位进行测试,每件样品测试2~3个点,单点测试时间60s。仪器内置自动数据校准程序,直接给出元素含量数值。对于通过红外光谱确认矿物组成单一的透闪石玉、蛇纹石玉、云母质玉、滑石质玉等材质的古玉样品,以Si为内标(Si取理论化学式的含量数值)对其测试结果进行校正,计算公式见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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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为各种被分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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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材质的古玉样品由于矿物组成的复杂性,未对其测试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校正。同时,为验证本次研究所使用pXRF测试结果的可靠性,项目团队前期进行了该仪器与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LA-ICP-MS)的系统对比分析,结果表明:pXRF与LA-ICP-MS对于主量元素测试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对于Cr、Ni、Sr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时(大于100 μg/g),两者测试结果较接近,但含量较低时(小于100 μg/g),pXRF测试结果明显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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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激光拉曼光谱分析(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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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光谱分析所用仪器为Renishaw inVia型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配Leica镜头),激光光源波长532nm,光栅刻线1 800gr/mm,50×物镜,激光能量、曝光时间和叠加次数根据样品信号调整。受荧光问题干扰,拉曼光谱检测效率较低,图谱质量不佳,本次仅对少量样品及其包裹体进行了微区拉曼光谱的补充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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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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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FTIR、pXRF和Raman测试分析结果(表2,表3,图2和图3),排除5件肉眼观察明显为石质(板岩类)的样品,其余479件样品(含崧泽和良渚样品)的材质包括7类:透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质玉(含石英岩、玉髓及玛瑙)、云母质玉、萤石、绿松石和滑石质玉。此外,放大20~200倍观察发现:部分透闪石质青玉样品含黑色点状包裹体,出露表面者可见半金属—金属光泽,少数可见近六边形及片层状的解理面;部分云母质玉样品含褐红色包裹体,少数出露表面者可见油脂光泽。结合Raman测试结果可知,透闪石玉样品中的黑色包裹体主要为石墨,云母质玉样品中的褐红色包裹体主要为金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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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透闪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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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200件为透闪石玉。各色样品的红外光谱较为相似,主要集中于400~1 200cm-1的指纹区,峰位、强度、数目与透闪石标准图谱相符。在900~1 200cm-1,所有样品均出现透闪石的特征五指峰,峰位包括923、995、1 039、1 092、1 148cm-1。在400~800cm-1主要可见462、508、542、685、763cm-1尖锐吸收峰和417、665cm-1附近的弱吸收肩带(图2a)。各样品峰位略有偏移,具体的红外吸收峰峰位归属可参考文献[6-10]。各色样品的拉曼光谱亦较为相似(图3a),主要峰位包括225、370、395、416、675、931、1 030、1 061cm-1等,与RRUFF数据库中透闪石矿物特征峰基本一致。pXRF测试结果(表2)显示,这些样品主要成分为SiO2、MgO、CaO。以Si为内标(取SiO2内标值59%)标准化后,MgO含量为14%~31%,CaO含量为8%~18%,另含有少量TFeO(0.4%~6%),其余成分含量多在1%以下,含量接近透闪石理论化学组成,表明其材质为透闪石玉,与红外、拉曼测试结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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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确定样品矿物亚种,利用样品pXRF测试结果的MgO、TFeO含量计算Mg/(Mg+TFe)。结果表明,所有样品的Mg/(Mg+TFe)范围为0.87~0.99,远高于0.5(透闪石与铁阳起石的分界线),根据角闪石族矿物分类最新命名方案[11],主要矿物为透闪石,可称为透闪石玉。另外,在成因类型上:样品M135-8的Cr、Ni含量较高,分别为547、445 μg/g,指示其为超基性岩型透闪石玉;其余样品Cr、Ni含量多低于100 μg/g,为大理岩型成因。所有样品Sr含量均在50 μg/g以下,远低于江苏溧阳梅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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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45-10、M110-5、M60-10等多件透闪石玉样品中可见散点状黑色包裹体,出露表面者的拉曼特征峰位于1 580cm-1(图3d),与石墨相符,同时1 350cm-1附近的无序“D1”峰较弱,指示研究样品中的石墨包裹体具有较高的结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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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蛇纹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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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248件为蛇纹石玉。蛇纹石可根据晶体结构的不同分为板状结构的利蛇纹石、复合纳米管状的纤蛇纹石及交替波状结构的叶蛇纹石等3个亚种,其中,宝石级的蛇纹石玉多由叶蛇纹石组成。3个蛇纹石亚种的漫反射红外光谱指纹区较为相似,主要区别在于560cm-1附近的红外特征峰——叶蛇纹石表现为明显的吸收峰,而利蛇纹石、纤蛇纹石表现为弱的吸收肩[12]。福泉山蛇纹石玉样品红外光谱较为相似,主要峰位位于474、560、645、1 047、1 090cm-1附近(图2b),其中560cm-1附近的吸收峰较为明显,指示其主要矿物为叶蛇纹石,具体的红外吸收峰峰位归属可参考文献[12]。另有部分样品(例如M40-41、M101-72)的红外光谱中除蛇纹石外,还出现了不同强度的516、673cm-1滑石特征峰,表明除主要矿物蛇纹石外,还含有不定量的滑石。样品M143-8红外光谱显示为蛇纹石与透闪石的复合谱,其中透闪石吸收峰相对较弱,显示其除蛇纹石外,含有少量透闪石。蛇纹石玉样品拉曼特征峰主要位于230、380、684、1 047cm-1附近(图3b),与叶蛇纹石一致,具体的拉曼峰位归属可参考文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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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RF测试结果(表2)显示,这些蛇纹石玉样品主要组分为SiO2、MgO。以Si为内标(取SiO2内标值43%)标准化后,MgO含量多在34%~49%范围内,另含有少量TFeO(多在0.4%~2%),其余组分含量多低于1%,接近蛇纹石理论化学组成,表明其材质为蛇纹石玉,与红外、拉曼测试结果一致。相较而言,含滑石、透闪石等次要矿物的样品MgO含量略低,为27%~33%。样品M143-8的CaO含量3.1%,与其红外光谱分析结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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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一件蛇纹石质残件改制玉璜(T27⑦:4)属超基性岩型或蛇纹岩型(serpentine type,S-type),Fe、Cr、Ni含量较高,且磁性较强,推测含磁铁矿包裹体。其Cr/Ni值大于1,与已知的山东泰山玉明显不同[14]。其他蛇纹石质古玉样品的Fe、Cr、Ni含量较低,均为大理岩接触变质类型或白云岩型(dolomite type,D-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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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云母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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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16件为云母质玉。粒度细小的白云母易水化,导致化学成分中K含量的降低、结晶水含量的升高,逐渐过渡为层间亏损类的伊利石。伊利石与白云母红外、拉曼光谱特征均较为相似,难以区分,两者的鉴别需要借助电子探针等精确的化学成分测试方法。如图2c的样品在400~1 400cm-1范围内的红外峰位主要为485、545、1 042、1 088cm-1附近及748、932cm-1附近的弱肩吸收带,与白云母-伊利石系列矿物一致,具体的红外吸收峰峰位归属可参考文献[15-17]。样品的拉曼特征谱峰出现在265、404、702cm-1处(图3c),与二八面体云母较为相似,其褐红色包裹体的特征峰出现在263、448、613、702cm-1处(图3d),与金红石一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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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RF测试结果(表2)显示,这些样品主要组分为SiO2、Al2O3、K2O。以Si为内标(取SiO2内标值45%)标准化后,Al2O3含量为18%~32%,K2O含量为8.6%~9.6%,TFeO含量为2.6%~6.8%,其余组分含量很低,与白云母-伊利石系列矿物特征一致,这一成分测试结果与红外、拉曼测试结果相符。鉴于pXRF的测试结果有一定误差,本研究不对其进行细分,按照现行国家标准GB/T16552—2017《珠宝玉石名称》统一定名为云母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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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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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福泉山遗址出土不同材质类别古玉器样品的代表性红外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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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Representative infrared spectra of ancient jade artifact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unearthed from Fuquansha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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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石英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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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7件为石英质玉。理论上,石英红外光谱可分为3段:在1 100~1 250cm-1区域的最强吸收区,由(Si—O—Si)非对称伸缩振动引起;700~800cm-1区域的中等强度吸收,有(Si—O—Si)对称伸缩振动引起的尖锐且分裂程度较好的双峰,峰形尖锐程度与样品结晶度成正比;300~600cm-1范围归属于(Si—O)的弯曲振动的3个左右吸收带[19]。福泉山石英质玉样品按矿物组成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图2d):一类为较纯的石英质玉(例如M139-15),在红外光谱的指纹区仅出现石英特征峰,峰位主要位于485、550、695、786、804、1 149、1 220cm-1附近,pXRF测试结果也显示其主要化学组分为SiO2(表2),其余组分含量多在1%以下,与红外光谱分析结果一致;另一类为含有其他次要矿物的石英质玉(例如M9-12、M94-2),在红外光谱的指纹区除石英特征峰外,还出现不同强度的1 046、545cm-1吸收峰,与云母类矿物较为相符,pXRF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样品除较高含量的SiO2外,Al2O3、K2O等含量远高于质纯的石英质玉,且与1 046、545cm-1吸收峰强度正相关。Al、K等元素均是云母类矿物的主要成分,pXRF分析结果与红外光谱测试结果相吻合,说明这类样品含有云母类矿物,具体种属还有待进一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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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滑石质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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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3件为滑石质玉。滑石质玉样品的红外光谱指纹区主要吸收峰分别为425、492、520、679、1 044、1 125cm-1(图2f),均为滑石的红外特征峰,具体的红外吸收峰峰位归属可参考文献[15],无明显的其他矿物吸收峰,表明其主要由滑石组成,为滑石质玉。pXRF测试结果(表2)显示,滑石质样品M53-15主要组分为SiO2、MgO,含量分别为60%、37%,其余组分含量均低于1%,接近滑石理想化学组成,与红外分析结果相符。同时,样品微量元素Cr、Ni含量均低于50 μg/g,指示其为矽卡岩化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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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福泉山遗址出土不同材质古玉器样品主要(a~c)及次要(d)矿物的代表性拉曼光谱图(已扣除荧光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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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Representative Raman spectra of primary (a~c) and secondary (d) minerals of ancient jad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Fuquanshan site (fluorescence background ded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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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萤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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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3件为萤石。萤石CaF2在中红外波段有很好的透光性,指纹区的500~1 500cm-1均无明显的特征吸收峰,从400至500cm-1吸光度急剧升高[20]。福泉山萤石样品(M144-1)在400~1 400cm-1范围内的红外光谱特征与此基本一致,除此之外,在1 036cm-1附近出现了较弱的宽吸收谱带(图2e),暗示其可能含有矿物包裹体,这个位置的红外谱带通常由[SiO4]四面体基团引起,但由于缺乏其它特征吸收谱带,难以确定包裹体的矿物种类。pXRF测试结果(表3)显示,萤石样品M144-1主要元素为Ca(43%,未标准化数据),同时含有少量Si(5.4%),其余元素含量均在1%以下。需要说明的是,本次测试所使用的pXRF仅能检测到原子序数Z ≥12的元素,萤石中的F元素无法检测到,因而萤石样品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是与红外光谱测试结果相符,其中的包裹体应为硅酸盐/硅质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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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绿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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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确认研究样品中2件为绿松石。由于样品尺寸较小,仅对其进行了红外光谱分析。如图2g所示,样品M40-98在红外光谱1 000~1 200cm-1范围内出现由[PO4]基团伸缩振动引起的1 012、1 060、1 127、1 195cm-1吸收峰、在836cm-1出现由—OH弯曲振动引起的弱吸收峰和400~700cm-1范围内由[PO4]基团弯曲振动引起的482、538、569、648cm-1特征吸收峰,与绿松石红外光谱特征一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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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泉山遗址用玉情况及玉料来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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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福泉山遗址用玉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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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墓葬所处土层、墓口深度和叠压关系,考古学家将福泉山遗址发现的19座崧泽文化墓葬和30座良渚文化墓葬分别分为早、晚期及5期[1],又将良渚5期合并为3段[22]。虽然不同学者的分期结果略有差异[23-24],但就早晚而言整体无争议。本次研究的样品涉及福泉山遗址的2个崧泽文化墓葬(样品共5件,材质包括透闪石玉、萤石2类)和23个良渚文化墓葬(样品共461件,材质包括透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质玉、云母质玉、萤石、滑石质玉、绿松石7类)。具体情况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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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泉山遗址出土玉器以珠、管为大宗,然而珠、管原大多成串使用(已无法复原),讨论材质比例时不宜按单件统计数量。由此,若将同墓出土的多件珠、管粗略视作1件(套)器物计,就本次测试的福泉山遗址出土484件玉器样品而言,无论崧泽文化还是良渚文化时期,材质均以透闪石玉为主。其他非透闪石玉均为黄绿色或黄白色,与所用透闪石玉十分接近。从器型角度,良渚时期具有身份等级标示意义的玉琮、玉冠型器、玉璜、带神徽纹样的玉锥型器为透闪石玉,少数素面锥型器和镯、钺为蛇纹石玉,玉珠和玉管多数为蛇纹石玉,与玉锥型器配套的器壁极薄、略呈喇叭状的玉套管基本为蛇纹石玉,板岩仅用于制作钺,表现出对玉石料种类的区分能力以及对透闪石玉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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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泽玉器样品数量较少,早晚期的种类差别不具统计意义。良渚玉器样品数量丰富,由表4可见,福泉山良渚晚期第三段时蛇纹石玉的使用明显增加,且由蛇纹石制作钺的情况仅见于第三段M65和M74。这种变化或出于对器物尺寸的追求,表明至良渚文化晚期时福泉山地域的良渚先民或已较难获得足够、大块的透闪石玉料,抑或暗示此时在获得透闪石玉料的同时可顺便获得蛇纹石玉料。此外,绿松石的使用传统从裴李岗时期到龙山时期一直绵延不断,被视为中原地区用玉的一大特色[25]。福泉山遗址出土绿松石仅见于第三段第五期的M9和M40,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与浙江良渚遗址的绿松石使用趋势相符[26],而这种趋势或源于对绿松石的原料获得及自发性喜爱,也不可排除受到跨区物质文化交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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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福泉山遗址玉料来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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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学者对南方出土史前玉器的玉料来源问题持“就近取材”观点[2,27-39],宜溧山脉、天目山脉、茅山山脉被认为可能存在玉矿点[40-41],尤其是江苏溧阳小梅岭发现的透闪石玉矿,被疑为良渚文化玉器的玉料来源[42-43]。然而,干福熹团队研究认为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出土玉器样品与现代梅岭玉样品的微量元素特征不同[44]。此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团队研究认为浙江庄桥坟遗址出土良渚玉器样品与现代梅岭玉样品的稀土元素富集及微量元素特征不同[45],尤其是测试发现现代梅岭玉样品的微量元素Sr含量较高而良渚透闪石质玉器样品的Sr含量较低,基本排除了良渚玉料与小梅岭有关。本次研究的pXRF测试也发现,福泉山遗址出土崧泽至良渚时期的所有透闪石玉样品Sr含量均小于50 μg/g,远低于梅岭玉的。关于这点,笔者认为,良渚文化所处中国南方地区多水潮湿,随葬玉器普遍受沁。王荣等通过酸碱浸泡模拟实验,发现不同材质玉料在受沁中都会流失主量元素,同时伴随元素渗入[46-47]。高洁研究认为,受沁白化会使透闪石玉料的主量化学成分流失[48]。干福熹等研究良渚出土白化古玉,发现受淋滤影响,透闪石质玉器流失了表面的MgO和CaO[49]。朱勤文等对比研究受沁与未受沁的良渚古玉样品,发现透闪石玉重度受沁后,MgO质量分数明显降低,FeO和Al2O3质量分数明显增高[50]。仅就Ca而言,Sr2+和Ca2+离子半径接近,Sr容易和Ca产生类质同象,Ca的丢失极可能对Sr产生影响。因而,根据微量元素含量特征进行玉料产地来源的分析判读显然需要排除受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变化影响,也由此,小梅岭是否可能为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古玉器的玉料来源还有待更深入细致的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研究工作验证。当然,本次研究的Raman测试发现,福泉山遗址出土崧泽至良渚时期的部分透闪石玉样品含有大量石墨包裹体,而青花玉品种尚未在梅岭玉中发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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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通常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庞大的制玉规模和玉料消耗无法长期依赖外地玉料供应[52]。关于这点,笔者认为:其一,出自同一座良渚文化大墓的玉器往往在色泽、纹理等外观性状方面较为一致[40,53],并有最大化使用玉料的表现[54],显示良渚先民极可能已经拥有如殷人般分料加工[55]的智慧,而以珠、管等小件为大宗的良渚玉器制作对于玉料的要求可能并非依据惊人的单件数量所想象的那么多;其二,良渚玉料供应丰富是必然,但良渚文化历时逾千年,其间可能有多个玉料来源地,不可排除“就近”兼“远程”的可能。本次研究的pXRF测试发现,福泉山遗址主要使用的透闪石玉、蛇纹石玉均包含镁质大理岩型和超基性岩型两种。不同成因类型玉料的成矿地质背景不同,显然不可能仅来自某一个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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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杨伯达先生曾于2004年提出,史前存在若干支玉石之路,如珣玗琪玉路、瑶琨玉路、鬼国玉路等区域性玉石之路,以及跨区域的玉石之路(网络)[56]。地质学者也通过科学检测研究提出,辽宁宽甸闪石玉[57]和甘肃肃北地区闪石玉[58]可能是红山文化和下靳遗址的重要玉料来源,既有“就近取材”,也有“远程输送”。同时,学界基本认同,距今约5500年前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同步飞跃式发展,并交流互动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59-61],而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价值越高,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59,62]。选用来自远方的玉料制作神权、王权、军权载体的玉器也符合良渚聚落群的社会维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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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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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不含吴家场)出土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玉器共计623件,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科学测试,用玉情况一直缺乏全面认识。本次研究对其中保管在库且符合测试要求的全部484件玉器(崧泽6件、良渚478件)进行了显微放大观察和红外光谱(FTIR)、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XRF)、拉曼光谱(Raman)无损测试分析。结果表明:崧泽玉器材质含透闪石玉、蛇纹石玉、萤石3类;良渚玉器材质含透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质玉、云母质玉、萤石、滑石质玉、绿松石7类。结合器形分析,可知福泉山遗址出土玉器整体以透闪石玉为主,晚期也大量使用蛇纹石玉料。测试结果确认了部分透闪石玉样品为含石墨包裹体的青花玉品种,所有透闪石玉样品的Sr含量均小于50 μg/g,与已知江苏小梅岭透闪石玉不符,此外还揭示了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均存在超基性岩型、大理岩型两种成因类型,来自不止一个产地。由于尚需更细致的地球化学研究来排除受沁对玉器微量元素可能的影响,从而最终判断良渚玉器玉料与小梅岭玉的关系,因此,想要根据本次测试获得“就近取材”还是“远程输送”的玉料来源定论仍然为时尚早。但是,本次研究确认了以福泉山遗址为代表的崧泽至良渚时期透闪石、蛇纹石玉料具有多产地来源的特点,为从玉料使用角度全面认识南方史前文化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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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感谢上海博物馆陈杰副馆长对项目研究工作的支持。感谢考古研究部、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保管部、办公室车队等诸位同事的帮助。学科交叉研究不易,携手之情铭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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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玉器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做过科学测试,本次研究对其中6件崧泽玉器和478件良渚玉器进行了显微放大观察和红外光谱(FTIR)、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pXRF)、拉曼光谱(Raman)无损测试分析。结果表明:福泉山遗址出土崧泽玉器材质含透闪石玉、蛇纹石玉、萤石3类;良渚玉器材质含透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质玉、云母质玉、萤石、滑石质玉、绿松石7类。确认部分透闪石玉样品为含石墨包裹体的青花玉品种,所有透闪石玉样品的Sr含量都小于50 μg/g,与已知江苏小梅岭透闪石玉不符。揭示福泉山遗址所用透闪石玉和蛇纹石玉均存在超基性岩型、大理岩型两种成因类型,有多产地来源的特点,为从玉料使用角度全面认识南方史前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Abstract
Most of the jad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Fuquanshan site in Qingpu District of Shanghai have not been tested scientifically. In this study, six jade artifacts of Songze culture and 478 jade artifacts of Liangzhu culture were microscopically observed and nondestructively analyzed using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FTIR), portable X-ray fluorescence (pXRF) and Raman spectrome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jade artifacts of Songze culture are made of tremolite, serpentine and fluorite, while those of Liangzhu culture are made of tremolite, serpentine, quartz, illite, fluorite, steatite and turquoise. It is confirmed that some tremolite samples have graphite inclusions, and the Sr contents of all tremolite samples are lower than 50 μg/g,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known Meiling jade from Jiangsu Province. It is also revealed that the tremolite jades and serpentine jades both have two genetic types—ultrabasic rock type and marble type, indicating that the jade materials used from Songze to Liangzhu period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ple sources. This finding provides an important new material for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ehistoric cultures in south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ade use.
Keywords
Fuquanshan site ； Songze culture ； Liangzhu culture ； Jade material ； Source of jade material
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53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