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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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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画的收藏与展示多以独特的卷轴形式呈现，根据作品的纵横尺寸和收藏展示需要，卷轴的装裱又分为手卷、立轴与横披三大类，其中手卷是中国传统装裱形式中最早出现与发展起来的，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立轴形式的产生与演变。手卷作品以横长画心从右至左进行书画创作，其边展边卷欣赏的特点是竹木简形制的遗续。手卷装裱从最初只是将数纸粘接或者简单托禙的长卷式经卷和书卷，历经从晋至清千年的发展，形成了撞边手卷（亦称碰边手卷）、套边手卷（亦称包边手卷或沿边手卷）和转边手卷（亦称绢折边手卷）三种经典样式[1]，其中转边手卷样式出现于明代，形成了挖嵌式与镶接式两种不同工艺（为了便于阐述，下文且分别称其为“挖嵌式转边手卷”和“镶接式转边手卷”）。两种工艺装裱后所呈现的效果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为节省绢料，因此可发现流传至今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转边手卷大多为镶接式装裱工艺。由于镶接式转边手卷工序繁琐复杂、技术难度较大，装裱工艺的传承在当代出现了式微，已面临失传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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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以上海博物馆藏《明仿米芾行书明道观壁记卷》转边手卷的修复重裱为例，对原裱用料、配色、镶接工艺等进行研究，并原尺寸恢复其原本镶接式转边手卷样式，旨在研究、保护和传承古人优秀的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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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边手卷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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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卷形制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清代已基本定型，从右端起首至尾的基本组成结构依次是天头、副隔水、正隔水、引首、正隔水、画心、正隔水、（题跋、正隔水）、拖尾[2]。这个顺序固定不变，样式的区分主要是在边的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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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经典样式中，套边手卷和撞边手卷皆是在手卷的上下边镶接相同宽度的棕色小边作为装饰与保护:套边手卷的小边为单层薄竹料纸或薄皮纸，从手卷的第一个正隔水开始，包于上下边直到末端; 撞边手卷是现今手卷装裱中最常用样式，小边为双层，可以是绢加托一层极薄皮纸或扎花，也可以是薄皮纸加托一层扎花，小边也是从手卷的第一个正隔水开始镶接至末端，做法是将小边镶于手卷边口的反面，然后向正面粘折，并使小边的边口与助条的边口相碰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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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边手卷不同于以上两种，此种样式的出现是因为引首、画心（一幅或多幅）、题跋等各部分宽度不统一，但要装裱在一个手卷上，所以古人在借鉴立轴镶接工艺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将手卷各部分依次镶嵌于统一宽度的长条绫绢内，再将绫绢上下边口向反面粘折的镶接工艺。转边手卷以最宽的画心（或引首、题跋等）来决定装裱后手卷的总高度，因此上下边宽度不是统一的，并且引首、画心、题跋等各部分的上下边宽度按照传统挖嵌式装裱的审美规律以6∶4的比例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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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转边手卷的镶接工艺有两种:一种为绫绢挖嵌式，挖嵌的方法如同装裱立轴，依次将方裁过的引首、画心、拖尾等部分摆放在裁正的绫绢上，并空开一定距离作为隔水，然后进行挖嵌镶接，但因手卷的长度关系，至少需要两到三段绢料进行拼接，为使接缝不显眼，拼接处不可压镶，而是用“攒缝法”碰缝连接[3]，并将接缝置于边上，以达到犹如一整块绢料挖嵌的效果; 另一种为绫绢镶接式，是将经过精准裁切的上下边料、隔水与手卷的拖尾、画心、引首等各部分依次镶接，绢料间的接缝用“攒缝法”连接做出假挖的效果，此工艺相较前者大为节省绢料，故存世的清代至民国的转边手卷多为镶接式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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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仿米芾行书明道观壁记卷》修复装裱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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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仿米芾行书明道观壁记卷》为上海博物馆藏三级文物（图1）。画心长220.5 cm，宽33.3 cm，米芾书法为明人仿作，画心前后各镶有一块老隔水，为牡丹纹黄色缎面，宽8.5 cm，高33.8 cm。引首长103.0 cm、宽33.3 cm，左下角有两白文印“周栎园氏”“钟山通客”，前镶一块老隔水，为黄色花绫，宽10.0 cm，高33.8 cm，左下角有两白文印“毕沅之印”“邦怀珍藏”。卷后有题跋，长106.5 cm、宽27.5 cm，书者有明代文人彭年，明末清初文人顾大申、宋实颖、王士禄、宋琬，左下角有朱文“周氏元亮”与白文“云林栎老”印，题跋后镶一块老隔水，为黄色花绫，宽10.0 cm，高28.0 cm，右下角有一朱文印“灵岩山人秘笈之章”。引首、画心、题跋前后连接的总共四块老隔水可能为最初装裱之物，测量的尺寸均包含被绢料压住的镶缝部分。此件为镶接式转边手卷样式，虽不是初裱，但也是清代裱工。由于装裱的用浆问题及保存原因，手卷镶料已大面积起空，包首脱落，天头、正副隔水及大部分绢边皆已和覆褙分离，有多条边缺失，画心、引首、题跋、拖尾也有部分起空翘起，此种现状已严重影响到文物的收藏保存和展示研究，亟需修复重装。此件文物要求修复后在尺寸、配色与形制上按照原转边手卷样式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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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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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Before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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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装裱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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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原装裱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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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手卷的引首和画心
摘要
手卷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传统装裱形式,在历经从晋至清的千余年发展后,形成了撞边手卷、套边手卷和转边手卷三种经典样式,其中转边手卷又可分为挖嵌式与镶接式两种工艺。流传至今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转边手卷大多为更节省绢料的镶接式装裱工艺,但此工艺复杂繁琐、技术难度较大,到了当代,有所式微,面临失传的境地。本研究主要以上海博物馆藏《明仿米芾行书明道观壁记卷》转边手卷的修复重裱为例,叙述对原装裱用料、配色、镶接工艺等的研究,以及原尺寸恢复其原本镶接式转边手卷的过程,旨在为古人优秀传统技艺的研究、保护和传承提供一定的参考。
Abstract
The hand scroll is the earliest traditional Chinese mounting form. Developed from the Jin to the Qing Dynasties, it is seen as having three classic styles: butted-edge, wrapped-edge and folded-edge hand scrolls. For the last styl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jointing techniques: jointing of whole silk and assembling of small pieces of silk. For most of the hand scroll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us, the technique of assembling of small pieces of silk, which saves more silk materials, was adopted. However, this process is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resulting in its fading away and even the danger of being lost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Using the restoration and re-mounting of a Ming Dynasty hand scroll in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research on its original mounting materials, color matching and jointing technique,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mounting for this folded-edge hand scroll according to its original size. This work studies, conserves and passes o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skills of our ancestors.